“重现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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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是现在，在世界各地，无政府主义一直是一个意义广泛的复杂语言。 在中国，从建国前几十年的一系列时潮运动，到抗日战争年代的“投入精神”的上溯，都可以看到
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隐藏的存在。 美国历史学教授、著名汉学家阿里夫·德里克的特辑《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》，专门研究中国无政府主义作为思想和运动的集中产生，并迅速发展的历史，1900—1930年。 1929年，无政府主义被国民党当局镇压，运动基本停止，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，但作为思想精神的影响继续存在。

书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史，包含深刻的思想研究，其中有思想史脉络的梳理和思想要义的解体。 可以看出，作为民主思想的源泉，作者本身对无政府主义持有积极正面的态度。 本书对作者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性和明确性的把握，并没有淡化历史研究的客观性，而是保证了对研究视野、层次、深度的控制。

无政府主义提倡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，反对政治和政治手段，认为政治权利机构破坏人类之间自然的社会合作性，只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。 现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基本上有两个来源:古代中国的乌托邦思想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潮流。 作为国家的历史研究，本书也有助于丰富对无政府主义思想本身的理解。 其纯真性、引导其直接社会亲和力的理解力和灵感，常常被视为懦弱，因对现实的无能而被冷淡，但其思想芒锋至今犹在。

最早的革命团体

本书将无政府主义放在中国极端主义迅速发展的线索中进行考察，充分论述了无政府主义对中国革命话语形成、革命思想的构建、社会革命运动的推进所做出的贡献。

在晚清革命运动时期，革命者已经在无政府主义中发现了与自己相似的观点和词汇。 1906—1907年，巴黎和东京分别成立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团体。 前者由李石曾、吴稚晖领导，受库鲁泡沫的影响，倡导科学主义和未来主义的无政府主义，实施工读计划，提出知识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理念。 后者由刘师培、何震领导，主要受列夫·托尔斯泰的影响，关心妇女和农民的问题，美化了中国古代的乌托邦思想，提出了农村公社等构想。 20年代初，无政府主义是中国革命思想和语言的核心，历史上许多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下总结出来的思想言论，最初是通过无政府主义途径提出和传达的。

通过这项研究，我们可以看到对新的历史语境的理解:自发开放的社会运动由晚清革命思想提出，进而在五四时代成为时代变革的核心，在国共两党的崛起、合作和分裂之后结束。 也就是说，国共两党作为两个现代党派占据了时局的中心，宣告开放性社会运动的结束。 无政府主义运动受到国民党的镇压而退出历史，中国社会革命思想日益具象化、狭隘化。 人们逐渐强调了思想对现实社会、政治、军事的直接实际作用，压制了更纯粹的幻想。

无政府主义内涵广泛，内部纷争多而庞杂。 晚清时期，无政府主义潮流存在着各种差异，如马叙伦所说的“天然自由”、张继对无政府主义暴力手段的关注、蔡元培的乌托邦幻想等。 民国初年，刘师复领导的广州无政府主义团体，展现出纯粹性和忠诚性的特色。 江泽的国家社会主义主张人道主义和非极端主义，被批评为不纯粹的无政府主义。 新文化运动期间，无政府主义作为极端主义的核心被广泛转播，北大教师中的三个团体之一是无政府主义组织，与“新青年”派和“保守派”齐名。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钱玄同、倡导“新村运动”的周作人，都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者。 五四运动中，火赵家楼的重要参与者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匡互生，是无政府主义者。

现代革命思想的源泉

对中国革命，无政府主义的价值不在于其理想能否实现，而在于其道路能否在现实中通行，无政府主义作为思想深刻的存在，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独立的批判观点。 针对当时僵化的现实秩序，无政府主义也提供了清洗腐败思想、输入新鲜空气体的方法。

当然，无政府主义的内部统一性很小，但其基本主导和精神依然可以探索。 它的存在基本上以思想传达和社会活动两个中心为中心，随着革命的变化而改变定位。

无政府主义是现代民主思想的产物和源泉，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其两大核心主张，两者都是改造社会的手段。 本书作者阐明了无政府主义的含义，“无序”是人们通常对其的错误理解，对“反政府”的理解也太简单化了。 作者强调无政府主义的真正含义是“无统治”，反对政治，一贯批判霸权。 无政府主义充分认识民主的多元性和复杂性，强调革命手段和目的的一致，反对运用违背革命目的的手段。

作为社会革命的目的和手段，无政府主义者提倡文化革命，教育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途径。 以巴黎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为代表，无政府主义者把教育视为改造社会的最重要手段。 教育的目标是“创造精神劳动和手工劳动都同样熟练‘完人’的新中国人”。 无政府主义者提倡知识与劳动相结合，强调人的天性中“互助”和“合作”的倾向超过竞争和分裂，强调社会评价劳动才能、成果的公正性。 这些主旨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文案，对于现代社会，其具体建设意义至今犹存。

无政府主义运动还进行了一系列改造社会的实践，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。 正如工读计划培养了革命多种重要的领导力量一样，工农联盟、农村公社成为了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设计源。

图:

《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》，(美)阿里夫·德里克着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，28.80元。